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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Ov等中国手机横扫东南亚市场



新加坡一家商店展示OPPO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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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科技讯 8月21日消息,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三大智能手机品牌OPPO、vivo和小米等中国手机在东南亚市场日益受欢迎,第二季度合占该地区62%的份额,较去年同期的50%进一步攀升。

以下是翻译内容:

Doan Kim Chi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家当地银行工作,多年来一直是iPhone的忠实用户。

最近,她收到了丈夫送给她的iPhone XS Max礼物。iPhone XS Max是苹果推出的最昂贵的一款智能手机,起价超过25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000元。

Doan Kim Chi对自己的新手机非常满意,不过她表示,她也注意到来自中国品牌商的新手机近年来在越南越来越受欢迎,该市场已经不再由三星和苹果等品牌所主导。

该31岁的越南银行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河内)到处都能看到OPPO等公司的广告。它们还聘请了当地的名人来帮助他们在这里宣传推广手机。”

OPPO、vivo和小米等品牌在越南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些财力雄厚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近年来大举进军新兴市场,采用了与它们在国内拓展市场时一样的策略,比如采取激进的营销策略和以诱人的价格提供创新手机。

“OPPO电视广告会在新闻节目播放后的黄金时段和电影间隙播出。” Doan Kim Chi说道,“一有热门电视节目播出,你总会看到OPPO广告。”

在全球最大的两个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和印度——占得很大一部分的市场份额以后,OPPO、vivo和小米已将目光转向东南亚。行业研究机构Canalys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在亚洲的3070万部手机总出货量中,中国手机品牌合占62%,高于去年同期的50%。

“新品牌在东南亚很受欢迎,厂商在该地区取得成功的几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Canalys分析师Matthew Xie在报告中表示,“75%的发货量来自200美元以下的机型,东南亚主打中低端智能手机,而这一细分市场的品牌忠诚度相对较低。”

虽然市场领军企业三星电子一度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下滑,但它在第二季度止住颓势,取得5%的增长,份额25%,目前仍旧是东南亚地区的龙头老大。OPPO、vivo和小米分别稳居第二、第三和第四位。第二季度,OPPO实现了49%的有史以来最大增幅。



根据Canalys的数据,专注于印度市场的中国品牌Realme首次跻身东南亚市场前五榜单,其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60万部,占据5.2%的市场份额。

市场研究机构IDC驻新加坡高级研究经理基兰吉特·考尔(Kiranjeet Kaur)指出,“它们(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继续它们的征程,不仅要给消费者带来高性价比,还要将创新功能推向市场。这包括新的充电方式和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的摄像头功能。”

Canalys称,在东南亚,OPPO在追赶三星,小米则已经在第二季度取代华为占据市场第四的位置,华为已经不在前五之列。Canalys在报告中没有列出华为的出货量和排名。

根据Canalys的数据,目前,三星、OPPO、vivo和小米在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所有的五个市场中都霸占前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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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的考尔称,“华为留下的任何空白都将被竞争对**占,尤其是在价位稍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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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与微软合作能补齐短板吗?



    据国外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三,三星在美国纽约正式发布了新品Galaxy Note 10系列手机。除此之外,三星还发布了一系列新的应用程序和功能来加强与微软的合作关系,比如OneDrive照片存储功能,以及手机和电脑之间更好的同步功能。为Galaxy Note 10和Note 10 Plus设计的新功能也将帮助三星智能手机更好地应对来自苹果iPhone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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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和微软均表示,两家公司共同努力,提供使Galaxy Note 10手机更容易与个人电脑兼容的功能。默认情况下,这些手机将包括微软的“你的手机”(Your Phone)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在手机和Windows电脑之间同步短信。三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用户也将能够在个人电脑上拨打和接听电话。

    三星的智能手机也可以使用微软的OneDrive服务来存储照片。每款Galaxy Note 10智能手机都将内置微软广受欢迎的Outlook电子邮件程序,以及Word、Excel和Power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从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和照片,我们让这些日常体验变得更棒,所有设备之间的互动也变得天衣无缝,”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周三在三星纽约发布会上如是指出。

    纳德拉说,这一合作关系是对微软之前与三星合作的扩展,而不仅仅是一种便利性的结合。“微软的智能体验,加上诸如Galaxy Note 10和Galaxy Book S等三星强大的创新设备,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这也越来越有必要。

    在苹果和三星之间有关“比你做得更好一点”的竞争中,苹果一直在软件方面占据上风。其无缝切换技术可以让用户在iPad上收发电子邮件并在Mac上完成处理工作。苹果iWork办公套件,对每一位Mac和iPhone用户来说都是免费的。其iCloud照片库服务被认为是谷歌照片的最佳竞争对手。

    通过与微软合作,三星可以开始缩小这一差距。

    市场研究公司Creative Strategies分析师卡罗琳娜·米拉内西(Carolina Milanesi)表示:“将打通iPhone和Mac之间的魔力带给三星的影响是巨大的。”她说,考虑到大多数用户倾向于用手机自带的任何东西,微软和三星的这种合作就更有意义了。因此,默认使用Outlook电子邮件也将给微软业务带来提振作用。

    市场研究公司Moor Insights & Strategy分析师安希尔·萨格(Anshel Sag)表示:“微软一直难以在移动领域取得好成绩,也很难找到一个强大的移动合作伙伴。”

    相关合作使得微软服务直接集成到三星手机中,三星也会因这种访问微软服务的新方式而受益。萨格说:“这使得Note智能手机成为一款真正的生产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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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甚至将开始在其商店销售三星的Galaxy Note 10。

      糖糖

      华为首个鲲鹏生态基地落户厦门



      28日下午,厦门市与华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华为首个鲲鹏生态基地及超算中心正式落户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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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鲲鹏生态基地项目是华为安全可靠的软硬件开发平台,以共同打造鲲鹏产业生态为目标,吸引生态合作伙伴入驻,合作开发鲲鹏系列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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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算中心依托华为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服务能力,采用以华为鲲鹏CPU为核心的泰山服务器,同时引入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等,为政府、国有大中型企业等核心领域和厦门重点产业提供端到端的计算能力。超算中心项目预计总规模达15亿元左右。

        夏夏

        北斗卫星数量达35颗已超GPS



        今年4月,湖南省的一个展览会上展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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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科技讯8月20日消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规模上已经超过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GPS),这一转变对于高科技产业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领导者。相比之下,中国在该领域直到近些年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在2000年才发射了第一颗定位卫星。

        基于卫星的定位系统是构建各种定位服务的基础——从智能手机游戏到紧急通知系统,一切都利用了位置数据。这些系统还支持飞机和船只导航,同时让大型农业和采矿机械的远程操作得以实现极高的精确度。

        据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估计,到2020年,设备和位置数据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1800亿欧元(约合1900亿美元),在使用的接收器将达到80亿个,因而卫星将成为一个国家工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经新闻对来自美国主流卫星接收设备制造商天宝(Trimble)的卫星轨道数据的分析,突显出北斗的快速增长。仅2018年,中国就为该系统发射了18颗卫星。截至6月底,共有35颗北斗卫星投入使用,而美国的GPS则有31颗卫星。

        与此同时,欧盟有22颗定位卫星,俄罗斯有24颗。日本拥有4颗“准天顶”卫星(仅限区域性使用),印度拥有6颗。

        截至6月28日,在195个国家(联合国成员国以及梵蒂冈和巴勒斯坦)的130个国家里,中国卫星被观测到的频率超过了GPS卫星。在中国大陆可观测到20多颗北斗卫星。

        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北斗导航系统。在137个签署了该项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中的100多个,北斗卫星可非常频繁地观测到。它们大多数是东南亚和非洲的国家。

        巴基斯坦军方依赖北斗定位数据,今年4月在突尼斯利用该系统进行了一次自动驾驶拖拉机测试。中东、非洲和其他地区有3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的导航系统。如果北斗成为这些国家的卫星定位标准,中国将在推行新技术和新产品方面占据优势。



        北斗扩大其在亚洲和非洲的影响力(上图标注了全球可观测到定位卫星的国家地区首都,深蓝圆点为北斗卫星数量多于GPS的国家地区首都,浅蓝圆点为北斗和GPS卫星数一样的国家地区首都)

        北斗也在进入日本、美国和欧洲地区。大约有10颗中国卫星在纽约和伦敦上空被观测到,该数目少于亚洲。但在特定的时间内,这两座城市上空的中国卫星数量几乎与美国和欧洲的卫星数量相当。日本的4颗准天顶卫星通常与大约10颗GPS卫星一起运作。但日本每天上空可以观测到20多颗北斗卫星。

        据来自美国国会的一个专门小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估计,在1994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在其卫星定位系统上的投资至多达到106亿美元。该国计划2020年发射约10颗卫星。卫星星群越大,定位就越精确。东京海洋大学教授Nobuaki Kubo认为,北斗将在几年内变得与发达经济体的卫星系统一样精确。

        中国卫星数据定位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的智能手机和汽车导航系统默认兼容北斗系统;外国制造商纷纷效仿,因为使用北斗的产品和服务覆盖许多其他国家的市场。

        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是第一家为兼容北斗的智能手机供应芯片的公司。除了苹果以外,在美国的主流智能手机制造商在各自的设备都使用高通的芯片。2015年,瑞士的意法半导体公司在其汽车半导体产品中采用了北斗系统。

        意法半导体日本公司汽车数字产品部门主管Yuji Motohashi表示,“我们需要有一种兼容全球各地的定位卫星的半导体产品。”对于有全球抱负的公司来说,生产与北斗兼容的产品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利用北斗来增强自己的优势。联想集团副总裁常成今年5月宣布,其新款Z6智能手机的定位功能精确到1米以内。这款手机有一个芯片可以接收来自北斗卫星的不同频率的信号,借此提高精确度。而市面上大多数智能手机的定位精确度则在3至5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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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阿里巴巴集团等公司投资的千寻位置是一家定位服务提供商,它正在利用来自2000多个地面站的北斗信号和数据,为自动驾驶汽车打造一项精确度在厘米范围内的定位服务。正如美国凭借GPS成为全球定位服务的领先者一样,中国也在努力开发新的基于卫星的技术,并利用北斗将其推向全世界。

          夏夏

          伟创力过度响应美方"禁令"

          还记得在美方对华为“禁令”一出当即撕破脸、中断与华为的合作的伟创力(Flex Ltd.)吗?现在,华为要开始索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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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路透社6日曝料,华为正在向其合同制造商伟创力寻求赔偿,原因是在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后,伟创力非法扣留了华为价值约4亿元人民币(约合5700万美元)的物资。

          华为发言人郭福林没有就赔偿金额置评,但一名直接知情人士称,华为已于周一(5日)向伟创力发去律师函,要求其赔偿“数亿元人民币”,涉及收入误工、材料浪费、设备更换等方面的损失。

          观察者网注意到,伟创力本财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4487.2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3.2亿元,如果“数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属实,这对伟创力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路透社报道截图

          “过度解读美国禁令”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在律师函中表示,今年5月美方针对华为的“禁令”出台,随后的“近两个月时间”,伟创力中国公司“无视中国法律”,拒绝归还华为在伟创力珠海工厂价值约4亿元人民币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

          伟创力一名发言人6日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正在准备一份声明,无法立即置评。

          《每日经济新闻》上月底报道称,伟创力私自扣押的物资价值为7亿元人民币。具体职位为华为国际媒体事务部部长的郭福林当时告诉路透社,经过与伟创力的谈判,华为已收回约4亿元人民币的物资,剩余部分仍在努力追回。

          “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中国工厂没收了我们的货物。这是对美国禁令的过度解读。”郭福林说。

          目前尚不清楚华为还有多少物资仍滞留在伟创力。根据华为消息人士的最新说法,华为通过第三方收回了大部分物资,但这种操作增加了成本。



          网上流传的华为派去珠海伟创力拉货的车队

          郭福林则拒绝透露华为是否与伟创力断绝了关系。

          凤凰网科技此前报道称,伟创力与华为“撕破脸”之后,也曾在表面上恢复过华为手机的生产业务,但伟创力方面要求华为承诺各种保障条件,双方再次谈崩,华为将伟创力彻底从其供应链体系中剔除。

          季度净利暴跌6成

          上月26日,伟创力公布2019财年第一季度(3月28日至6月28日)财报。数据显示,该公司当季营收61.76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63.99亿美元;净利润4487.2万美元,同比暴跌61.32%。

          伟创力首席执行官蔚阮欣(Revathi Advaithi)在业绩说明会上称,“在第一季度,美国政府广为宣传的行动以及重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到我们的客户华为。这些行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也导致我们在中国为他们组装产品的需求减少。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将缩减与华为在中国的业务合作。”

          她同时表示,“伟创力与华为建立了长期且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也曾与华为一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而结果不尽如人意。不过,中国仍将是伟创力非常重要的生产中心和市场。我们在中国有很大的基础,包括数万名员工。我们将始终致力于服务尊贵的中国客户和员工。”

          公开资料显示,伟创力于1969年在美国硅谷创立,1981年在新加坡设立工厂,是美国第一家在海外设厂的制造商,目前也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

          路透社报道称,伟创力为华为提供的合同服务中,包括代工智能手机与5G基站等产品。

          彭博社统计的数据显示,仅去年第三季度,伟创力就从华为获得了24.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是从华为获利最多的美国供应商,这部分收入约占其当季总营收的5%。

          “着急和担心的应该是美方”

          观察者网注意到,对待美方的“华为禁令”,一众美企并未表现出伟创力那般的态度。

          上周,芯片巨头英特尔(Intel)表示,在华为被特朗普政府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后,英特尔今年第二季度依然在向华为供货,并且已经为其供应的产品提交了相当多的申请,以获得向华为销售的许可。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鲍勃?斯旺(Bob Swan)认为,其公司卖给华为的“一般用途计算芯片”,并不会构成任何美方所谓的“国家安全风险”。

          7月22日,谷歌、高通、思科、英特尔等多家美国科技巨头的高管赴白宫开会,当面要求特朗普政府兑现此前的“解禁”承诺,放松向华为出售芯片和其他技术的限制。

          在当天下午的一份声明中,白宫表示,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商务部及时做出许可决定,总统也同意了”。

          次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态称,“我们会非常迅速地处理这些问题。目前已经收到35家公司的50多份申请,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周内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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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美方将回应是否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31日回应表示,“我们注意到,近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都提出希望能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我们也注意到华为多次表达了对自己公司业务前景充满信心,我也对他们充满信心。所以这个时候着急和担心的应该是美方,而不是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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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快递把华为快件转至美国非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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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对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未按名址投递快件一案实施调查发现,联邦快递关于将涉华为公司快件转至美国系“误操作”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另发现联邦快递涉嫌滞留逾百件涉华为公司进境快件。调查期间,还发现联邦快递其他违法违规线索。国家有关部门将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继续依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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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作虎:5G时代一加机会来了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加(OnePlus)正准备今年在全球范围推出新的5G手机。该公司希望在美国进行扩张,从华为、苹果和三星的手中抢得更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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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44岁的一加首席执行官刘作虎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该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还准备推出首款电视机,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势头。

              在旗下最新产品7 Pro赢得了热烈的好评以后,一加顶住了今年智能手机市场的整体下滑,逆市增长。7 Pro配备弹出式摄像头和平滑滚动技术。

              刘作虎称,其成立6年的公司今年的营收和销量双双实现增长。相比之下,包括苹果内在的多家智能手机厂商在出货量上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刘作虎表示,“我们相信,随着明年5G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取得(甚至)更好的表现。随着5G时代逐渐逼近,我们将加大投资力度。”

              他说,一加的员工数量已经增加一倍,至1700多名员工,公司专注于加强研发团队。

              市场分析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一加去年首次跻身“高端”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前五名榜单,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2%的份额。它在印度市场的销售尤其强劲,目前它在该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苹果。

              今年5月,一加的7 Pro成为了首款在英国推出的5G智能手机,支持EE的网络。自那以后,该公司还在芬兰推出了Elisa。现在它也在瞄准北美地区的机会。刘作虎称,一加计划在2019年第四季度推出第二款5G手机——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推出。

              “如果你想要在2020年有一款高端手机,那么你必须得给它配备5G技术。”他说道。



              三星和华为已经在某些市场发布支持5G的最新旗舰设备,但业内预计,苹果下月发布的最新款iPhone将不会支持该下一代网络标准。这为OnePlus和谷歌等新的挑战者带来了机遇,谷歌的Pixel设备销量与一加相仿。

              刘作虎还证实传言已久的一加首款电视机将会推出。他暗示,这款电视机未来也可能支持5G。

              他称,在三星、LG和索尼所主导的电视行业,一加在让Android智能手机更容易使用方面的经验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电视行业非常古老,非常传统。在过去的20年里,我没有看到(用户)体验发生太多的变化,”他说道,“随着更加先进的5G技术的发展,整个智能电视(行业)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加在体量上仍然远远小于智能手机市场的三家领军企业三星、苹果和华为。尽管如此,与华为或小米相比,一加在美国市场更能站稳阵脚。

              上周,一加和美国移动运营商Sprint宣布了一项新的5G智能手机分销协议。此前,该公司也与T Mobile在美国合作推出了7 Pro手机。

              从过往来看,一加的新款智能手机比竞争对手便宜,它主要依靠社交媒体和口碑来降低营销成本。它的5G手机售价超过700欧元;虽然这比该公司的4G设备要贵,但仍比三星支持5G的S10手机便宜数百欧元。

              OnePlus 7 Pro的显示屏号称是首批拥有90Hz“刷新率”的产品之一,这意味着屏幕滚动、视频播放和动画显示会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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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刘作虎表示,5G的快速下载速度,才是其“精通技术”的用户选购7 Pro的“最重要原因”。

                糖糖

                科技五巨头市值蒸发1620亿美元



                美国当地时间周一,美国股市大幅下跌,其中科技股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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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下跌近900点,随后在下午晚些时候出现反弹,以760点收盘。许多科技公司所在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4%(或277.10点)。

                其中,谷歌母公司Alphabet股价下跌3.49%、亚马逊下跌3.19%、苹果下跌5.23%、Facebook下跌3.86%、微软下跌3.43%,它们的市值总计损失了1620亿美元。

                这五大科技巨头市值在上周五就曾损失660亿美元,周一的暴跌使它们的市值两天蒸发了2280亿美元。

                芯片股中,英特尔下跌3.51%、AMD下跌4.93%、英伟达下跌6.45%、高通下跌3.30%。特斯拉下跌2.57%。

                而在中概股中,阿里下跌4.55%、百度下跌7.06%盘中跌破100美元、京东下跌6.57%、爱奇艺下跌4.18%、哔哩哔哩下跌6.18%、新浪下跌7.75%、新浪微博下跌7.6%、***下跌3.57%、蔚来下跌9.79%、搜狐下跌26.84%、搜狗下跌11.66%。

                在大型科技股中,今年只有Alphabet的表现逊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因为上个月该指数回升至创纪录水平。该基准指数今年上涨了约14%,Alphabet上涨了近11%,而其他公司都至少上涨了18%。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要从2019年9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新关税,股市也因此继续承压。预计这些关税将包含日常消费品和服装,同时对科技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对这些科技公司来说,最大的担忧是来自美国关税扩张的潜在威胁。如果这些关税生效,将对这些公司的本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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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en & Co.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假设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和电脑系统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免税范畴之外,我们预计苹果硬件产品的利润将受到重大影响。” 
                • 古玩鉴定集体美国没落的标志 太多了;不胜枚举

                糖糖

                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揭晓

                8月1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在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发布会暨百强企业高峰论坛上联合发布了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榜单和《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发展报告》。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百度公司、京东集团、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易集团、美团点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浪公司位列榜单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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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互联网百强企业聚焦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工业互联网等方面,主要呈现出六大特点:

                一是整体规模跨越式提升,成为数字经济新引擎。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高达2.75万亿元,比2018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超过1万亿元,占我国数字经济的比重达8.8%,对数字经济的贡献率达14%,带动数字经济增长近2个百分点成为带动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布看,有86家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增长。

                二是研发投入强度突破10%,打造中国核心技术。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的研发投入达到1538.7亿元,同比增长45.1%,平均研发强度突破10%,比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从研发强度分布看,有40家企业研发强度在10%以上,4家企业研发强度在30%-35%之间。互联网百强企业不断突破核心技术,互联网百强企业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已经拥有专利近8万项,其中发明专利数近6万项。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中应用大数据企业29家,云计算28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24家,运用物联网技术相关的企业3家。

                三是应用场景多元化,智能+打造生活消费新模式。互联网百强企业深化消费互联网发展,已对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进行了全场景覆盖,业务涵盖互联网公共服务、网络媒体、音乐与视频、社交网络、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等17个领域,全方位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文化、娱乐、教育等方面的生活质量。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中从事电子商务的共18家;涉及互联网公共服务的共41家,主要提供信息查询、教育医疗、政务办理、公共出行等便民服务,让普通人民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生活;21家企业涉及音乐与视频业务。同时,互联网百强企业积极发展智能产业,不断拓展“智能+”,创造了智慧门店、VR/AR试衣试妆、无感支付等丰富的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打造未来智能生活消费新模式。

                四是工业互联网入实践深耕,赋能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互联网百强企业通过不断向各行各业“渗透”和“赋能”,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产业互联网数量再创新高,以服务实体经济客户为主的产业互联网领域企业数量达到60家,累计服务近4000万家企业。其中,涉及互联网数据服务41家,生产制造服务13家,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24家,B2B电商11家,互联网基础服务10家。

                五是“独角兽” 企业快速增长,国际行业地位再创新高。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及下属企业涌现出蚂蚁金服、字节跳动、京东数科、满帮集团、优刻得、找钢网等25家独角兽企业,同比增长38.9%,业务涉及金融科技、智慧物流、电子商务、新文娱等领域。从全球公司市值排名情况看,2018年,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前三十强中互联网百强企业占10家,其中,腾讯集团和阿里巴巴稳居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前十强。

                六是覆盖地域实现新扩展,网络扶贫取得新成效。2019年拥有互联网百强企业的省份达到18个,在2018年基础上新增江西和山东两个省份,地域覆盖不断增加。在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共86家,中西部地区互联网百强企业共12家,东北地区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保持2家。其中,安徽、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8个中西部地区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较去年增长1家。互联网百强企业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探索“直播+电商”等扶贫新模式,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据统计,超过一半以上互联网百强企业参与网络扶贫。

                为发掘一批高成长性互联网企业,打造创新成长互联网企业的新典范,2019年新增中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评价。今年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企业聚焦高成长性、投融资活跃、多元化业态等方面,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互联网企业收入增长强劲。2019年中国互联网成长型20强企业增长势头迅猛,营业收入实现128.87亿元,同比增长435.44%,是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增速的7.2倍。其中,85%的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超过100%。成长型企业20高度重视创新发展,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实现产业产品或服务的加速迭代更新。研发人员总数达到3819人,占比企业员工总数近40%,同比增长46.83%。研发强度为16.2%,比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高出近6个百分点。

                二是投融资活动高度活跃。作为我国成长型企业的代表,成长型20强企业成立时间较短,平均成立时间只有7年,比互联网百强企业少6.3年,巨大的投融资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2019年成长型企业20强有9家企业完成融资活动,融资总额高达113.19亿元。

                三是多元化业态竞相迸发。中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深挖消费互联网需求,紧跟产业互联网发展趋势,诞生出众多可以满足人民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了很大力量。2019年成长型企业20强涵盖互联网公共服务、互联网网数据服务、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等12个行业,并成长型企业20强涌现出一批农业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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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是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互联网企业评价榜单,评价指标采用多维度综合评价法,将企业经营的合规性和社会效益纳入评价范围,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客观中立,不断提高评价结果与市场的贴合度,对我国互联网行业领军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严谨的研究。


                  夏夏

                  美国科技巨头"花式劝退"老员工



                  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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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时间7月31日,前IBM人力资源副总裁阿兰·瓦尔德在法庭作证时称:

                  为了吸引千禧一代年轻人,让公司看起来和亚马逊、谷歌一样“新潮炫酷”,IBM在过去几年炒掉的员工数量可能高达10万人。

                  每经小编(微信号:nbdnews)注意到,IBM因为涉嫌绕开法律进行年龄歧视,目前面临多起诉讼。从曼哈顿、加州到宾夕法尼亚和德州,都有被IBM裁掉的前员工发起民事诉讼。

                  前HR副总作证: 裁员5万-10万人

                  德州法庭文件显示,瓦尔德在一桩民事诉讼中作证时称,IBM在过去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裁掉了“5万至10万名”员工。

                  他表示,有着108年历史的“蓝巨人”在人才招聘策略上,决心向千禧一代年轻人展示IBM并不是一家“老古董”公司。为了让公司看起来是一家与谷歌、亚马逊类似的“既酷又新潮的公司”,IBM在过去几年通过“滚动裁员”的方式裁减了大部分老员工。



                  IBM的这一策略故意针对像61岁的乔纳森·兰利(诉讼原告)这样的老员工。

                  法庭文件显示,兰利指控IBM在他供职24多年后将他解雇,原因就是他的年龄问题。

                  IBM已经提交动议,请求法院驳回兰利的诉讼。7月31日,兰利的律师针对IBM的动议向法院提交了反对依据,其中包括瓦尔德的证词。职业社交网站领英的资料显示,瓦尔德在IBM工作了近8年时间,在2018年10月离职。瓦尔德对此不予置评。

                  其实早在2015年,《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报道称,IBM将在未来几年裁员10万人,占据员工总量的四分之一。当时IBM发言人对此反驳称,这一报道“可笑,没有依据”。

                  根据另外一桩在纽约曼哈顿的集体诉讼文件,IBM从2014年开始“修正老员工比重”,着手解雇老员工,并使用千禧一代取代他们。IBM咨询部门称,千禧一代要远比婴儿潮一代更具创新能力,乐于接受技术。

                  今年6月,IBM裁员大约2000人。IBM当时在声明中称,

                  “我们正不断重新配置我们的团队,从而与我们专注于IT市场高附加值领域的目标保持一致,同时在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和公司创造价值的重要新领域大力招募员工。”

                  美国媒体:近五年至少裁员2万人

                  2018年3月,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发布了一份深度调查报告。该站记者拿到许多IBM内部文件,发现IBM在过去5年大约炒掉了2万名40岁以上的美国员工,约占这几年被裁美国员工总数的60%。



                  在设法查阅了IBM的内部文件、法律文件和公共记录,并采访调查了逾1000名IBM前员工后,ProPublica发现,IBM涉嫌绕开美国法律监管,擅自开除年龄较大的员工。

                  比如,美国平等就业法规定,被裁员的员工可以要求公司披露本轮被裁员工和留任员工的平均年龄,以便仲裁机构判断公司是否有针对大龄员工的歧视。

                  不过,IBM拒绝透露已裁员人数,也拒绝透露决定裁员与否的年龄标准线。IBM不但拒绝向相关员工提供此类信息,还要求他们签字放弃自己的申诉权,以及放弃协同他人寻求赔偿的权力。

                  与此同时,IBM还采用种种招数,掩盖自己对大龄员工的歧视:

                  即便某些老员工工作表现突出,IBM也会将其列为裁员对象,并以他们不熟悉某些技术为理由挤兑他们;

                  把裁员说成退休,并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员工自己辞职。这些举措减少了纸面上的裁员数目,因此不致刺激公众,使其提出披露具体数目的要求;




                  一面鼓励裁员对象申请其他职位,一面暗中怂恿经理不要接受他们,同时还要求许多员工培训接班人;

                  告诉某些年长的员工说其技能已经过时,然后把他们转为非正式工(类似于派遣工),之后他们往往还做以前的工作,但收入和福利都大不如从前。

                  IBM转型急需年轻一代

                  “年龄歧视和性骚扰一样,一直是行业公开的秘密。”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代理主席利普尼克这样评价IBM的做法。

                  在数十年前称霸业界的时代,IBM在美国的员工人数曾一度增至25万。后来IBM不但将种族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目标逐一纳入规划,而且提供了业界无人能及的高薪和近乎终身雇佣的制度。

                  为此,IBM鼓励员工要有主人翁意识,把公司利益当做自己家的利益来考虑。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IBM还在一份员工手册中称:“一旦发生经济衰退或遇生产方向大变,人事就势必变动。某些企业会用裁员来适应新局面,但IBM却会再培训、再分配甚至再安置原有员工。”

                  后来,由于接连错失芯片技术革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浪潮,IBM逐渐无法维持原有的员工福利和高薪了。如今,IBM更倾向于用低薪、经验差的年轻员工取代高薪、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以及用敏于接受新事物的员工取代风格固化的员工。

                  2014年,IBM公司转型提出CAMS服务,即云服务、大数据、移动、社交媒体。

                  在IBM咨询部门做的一张PPT报告中指出,千禧一代非常适合CAMS方面的工作。这份报告后来被当作集体诉讼时的证据,证明IBM早有针对老员工的裁员计划。



                  这份报告称,千禧一代有着“数字原生代、追求真实、用于创新、设计天赋”的特点,和CAMS业务所需的特质很契合。

                  为此,老员工被视作为裁员目标,在评职时受到更严苛的评估。尽管IBM强调公司一切都符合法律,但是员工想要领取遣散费,就必须接受私下仲裁。

                  也就是说,如果员工因为年龄大了感觉自己要被放弃了,必须单独提出并保密,这样才能拿到遣散费。因为保密而增加了外界收集证据的难度。在硅谷,这种做法完全合法并且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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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前员工都公开表示,他们曾尝试在IBM公司内部或在新技术领域中寻找新岗位,但仅有少数人找到了工作。许多人都表示,整个行业中年龄歧视的问题普遍存在。

                    糖糖

                    旷视提速IPO折射私募退出与AI变现困境



                    “有些机遇,当大公司觉得它真是机遇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跑得比较靠前了,这永远是个时间差问题,你要跑得更快。”此前,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印奇如此谈论与大公司的竞争问题,这一次,在上市速度方面,旷视再一次“跑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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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人工智能企业旷视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旷视科技”)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高盛、J.P摩根、花旗银行为本次上市的联席保荐人。业界预热般庆祝其或将成为AI上市第一股,但关于旷视上市的消息此前已传了一年有余,目标地涉及美股、科创板、港股等;另外,第一财经记者发现,成立于2011年的旷视于今年5月刚刚完成D轮融资,相较于动辄六轮融资起步的创业公司来说,旷视的上市步伐明显更快更急。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旷视已然在行业内扎根扎深近十年,融资历程从2012年跨至2019年。旷视提交IPO上市背后,包含了六七年前早期投资人的退出、投资人对Pre-IPO愈发谨慎的态度、一级市场持续性趋紧的融资环境、人工智能落地变现周期长且研发投入高等因素。一位长期关注技术领域的投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旷视上市这件事准备了超过一年时间,并非今日突然的决策。未来假如能够顺利上市,旷视“人工智能第一股”将具备很大的势能与流动性优势。



                    筹谋上市

                    严格来讲,旷视为上市筹谋许久,早至2018年初便有风声称旷视筹划赴美股上市,怎料国际关系波诡云谲,旷视改道港股的消息随之见诸报端。在此次招股书真正落地之前,旷视早期投资人已率先实现退出。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8月,联想之星与联想创投参与其数百万元天使融资;2013年7月,创新工场参与其数百万美元A轮融资;2015年1月,启明创投与创新工场参与其4700万美元B轮融资;2017年10月,旷视完成总金额为4.6亿美元的C轮融资;其后跨过近两年时间,于今年5月完成总融资额约7.5亿美元的D轮融资。

                    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招股书中估值计提猛增说明老股东资金接近到期,存在变现压力。招股书称,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人民币5.74亿元增加792 .2%增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人民币51.214亿元,主要是由本公司估值持续上升得来。

                    天眼查显示,今年5月16日,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关系中,北京纳远明志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即联想创投)、天津联想之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贝眉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李开复)、上海云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100%控股)退出股东行列,李开复 、 蚂蚁金服韩歆毅 、 王明耀 、 唐文斌及杨沐退出董事行列 。退出时间是在7.5亿美元D轮融资发生后不久,业界猜测退出股东行业的早期投资机构借由D轮融资实现退出。

                    针对于此,旷视方面回应称,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八年时间,保持高速健康发展,工商信息变动为正常调整,常规性集团内部结构优化。集团层面没有股东退出,所有战略性股东与旷视保持良好的合作,坚定支持旷视发展,特此声明。

                    此外,旷视招股书《董事及参与全球发售的各方》一节显示,目前集团执行董事包括印奇、唐文斌、杨沐、王海桐。

                    那便指向另外一种可能——提前搭建VIE架构,为登陆海外资本市场做准备。招股书显示, Max Dynamic Group Limited于2018年1月2日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旷怡香港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4日在香港注册成立,Megvii Technology (HK) Limited于2013年2月19日在香港注册成立,Megvii Technology LLC于2017年4月1日在美国注册成立,均系旷视科技直接全资子公司。

                    旷视招股书显示,为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许可证,2019年5月16日,天津联想之星、纳远明志、北京贝眉鸿及上海云鑫分别向印奇、唐文斌及杨沐转让北京旷视7 .5%、0 .94%、0 .19%及25%股权,代价分别为人民币3.34百万元、0.418百万元、人民币0.085百万元及11.13百万元(经参考独立估值报告釐定),其后不再持有任何北京旷视股权。

                    风险依旧

                    旷视招股书显示,2016年、2017年与2018年,旷视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0.678亿元、3.13亿元、14.27亿元,亏损额分别为人民币3.43亿元、7.58亿元和33.52亿元,亏损持续扩大。其中亏损额度自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人民币7.289亿元增至截至2019年同期的人民币52亿元,旷视方面称,主要是由于优先股的公允价值变动及持续的研发投资。

                    招股书显示,旷视科技2018年研发投入超过6亿元,2016年与2017年研发投入分别为7820万元、2.04亿元,近三年研发支出占当年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5.3%、65.6%及43.0%。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此前曾表示,互联网公司通常会有多轮融资发行了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在港交所的国际会计准则下,这种优先股会体现为对股东的负债,其公允价值的上升会记录于公司账面的亏损,但实际上公司并未没有这样的亏损发生,对公司实际运营也没有影响。公司价值越大,这项“亏损”值反而越高。IPO之后优先股转为普通股,这部分亏损就消失不再计入报表。2016年上市的美图、2017年上市的易鑫、2018年上市的小米,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

                    此外,旷视科技计划以A类、B类股份形式进行发行,其中蚂蚁金服、马云、淘宝中国持有众多股份:IPO前,印奇持股8.21%,唐文斌持股5.9%,阿里巴巴透过淘宝中国间接合共持有已发行在外股份14.33%,蚂蚁金服通过过全资子公司间接合共持有已发行在外股份15.1%, AI Mind持股5.57%,Machine Intelligence持股6.19%。整个阿里系在旷视持股比例中占比达到29.43%。

                    旷视招股书中风险一栏显示,行业风险因素方面,公司经营所处行业日新月异,经营行业竞争十分激烈,且在多个主要业务领域面对竞争,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发展,倘公司未能在现有或日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则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或会受到重大且不利影响。

                    另外,与业务有关的主要风险因素方面,招股书显示,第一,公司经营历史有限,因而难以评估业务及前景;公司大力投资研发,短期内或对盈利能力及经营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亦未必实现预期结果;第三,公司经营所在行业的政府政策及政府支出的不确定因素和变动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第四,公司无法控制政府给予的经济奖励金额数量;第五,针对华为及多家非美国联属公司的出口管制及经济或贸易限制可能影响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面对经营方面的压力,印奇在致投资者的一封信中称,为任何一个行业提供完善的人工智能技术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力求一次进入一个垂直领域,并在其中取得成功。如果无法在一个垂直领域取得成功,就不可能扩展到十个垂直领域。旷视始终认为,只有商业应用的成功,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后备动力。所以,旷视目前专注于将已涉足的个人物联网、城市物联网和供应链物联网等垂直领域做好、做深、做透,再向其他方向扩张。

                    变现承压

                    然而,AI类创业公司在商业层面不论估值多高,仍面临着与实际场景落地结合、以及变现盈利的难度。

                    招股书显示,旷视科技毛利率增长趋缓,其在业绩期内,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毛利率分别约为31 .0%、52 .1%、65 .2%及64 .6%。

                    旷视方面称,由于实施业务模式方面经营历史有限,于业绩期内历史毛利率未必能作为日后毛利率的指标,也无法保证毛利率能维持与业绩期内的水平相若。具体而言,旷视计划扩展硬件解决方案组合及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但利润一般不及纯粹的软件解决方案。该等产品组合变动或会导致我们毛利率下降,对财务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旷视方面称,曾于业绩期内经营活动产生负现金流,倘若无法以适当条款获得足够资金持续为营运提供资金,旷视的业务、财务状况及前景可能受到重大且不利影响。

                    过去,旷视已于业绩期内录得经营活动现金大额流出——2016年、2017年、2018年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分别录得经营活动所用现金净额人民币113 .3百万元、150 .8百万元、718 .6百万元及674 .8百万元,主要是由于大量投资于研发工作,以进一步增强解决方案。

                    未来,旷视计划继续大量投资于研发、销售及营销工作。然而,有关投资通常需时弥久方见回报。因此预测近期会继续录得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净额。持续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对现金持有量产生不利影响。

                    与产业场景具体结合、促进变现转化的压力之下,与巨头公司合作成为重要选项。此前印奇曾表示,旷视与蚂蚁金服有非常好的合作,且合作很多年。旷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有广泛的客户群,也希望和蚂蚁金服合作更深,所以,蚂蚁金服投资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另外,截至最后可行日期,联想透过两家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旷视已发行在外股份1.2%,双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智能个人设备、智慧城市管理以及智慧物流等多个领域进行合作。

                    此前,印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互联网巨头更大的优势在于拥有场景,而如今,按照优势资产不同,可以大致将所有公司分为三类——资产型、运营场景型、以及技术型。在他看来,之前巨头能够轻而易举吞并的创业公司,双方共性就是均为运营型,而旷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科技制造工具、来赋能运营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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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旷视与巨头企业之间,天然具备互补关系、而非竞争性,过去互联网大小公司均涌向相同赛道、场景,争夺用户,竞争自然会更直接。

                      夏夏

                      中国航天海射首秀背后的年轻人



                      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但每当31岁的王芳回忆起那片广袤而蔚蓝的黄海海域,耳边还是会不断响起船声、涛声、水手的吆喝声以及海鸥的叫声,眼前浮现的则是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的发射平台,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大写的“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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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里,王芳和她所在的试验队创造了属于中国航天的又一个“第一”:6月5日,我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在此跃然升起,实现了我国首次海上航天发射。在随后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有关这次海射首秀意义最多的一个说法是——不仅填补了国内海上发射空白及国际固体火箭海上发射空白,还为我国进入太空提供全新发射模式。

                      鲜为人知的是,壮举背后有着一群像王芳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海上发射青年突击队,平均年龄仅为33岁。

                      在两个月前的那片大海之上,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奋勇接力,让火箭最终腾空而起。

                      那一刻,他们就是中国。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近这支改写了中国航天史的年轻队伍。

                      邂逅

                      当航天和大海相遇

                      航天、大海、青春……回望过去那些日子,对于正处于历史过程中的年轻人,面对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元素,他们除了紧张,就是兴奋。

                      6月2日,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出征之际,30岁的张飞霆望着越来越小的港口和送行的人们,掏出手机拍摄,不愿错过眼前每一个瞬间。这位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型号总体设计师告诉记者,这是他加入中国航天以来鲜有的一次激动,“从来没想过航天跟大海能结合得这么紧密!”

                      在大船驶向预定海域、信号“失联”之前,他收到了妻子的信息:不要在船上乱蹦乱跳,乖一点。这句来自北京的嘱咐,张飞霆看了又看,流下滚烫的热泪。

                      在80后、90后的记忆里,有这样一句为人熟知的歌词: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但属于航天和大海之间的邂逅,却并非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注定的相遇。

                      发射成功后,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金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整个团队从最初的设计到如今的发射,历时超过3年,这期间团队克服了无数困难,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

                      “为何要历经千辛万苦到海上发射?”金鑫不止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酒泉、西昌、太原、文昌这些陆地发射场早已耳熟能详,却为何偏偏选择到海上去?有关的解读不少,金鑫还是习惯从安全问题谈起:与传统的陆地发射相比,海上发射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可通过海上航行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航落区,有效解决火箭航区和残骸落区安全性问题。

                      当然,海上发射火箭,并非从海水里发射火箭,而是将火箭矗立在大海之上被称作发射平台的船舶上。就这次而言,重达4万吨的发射平台,主要由年轻的试验队员所乘坐的保障船,拖拽到黄海海域的预定位置。

                      6月1日,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副主任设计师严宝峰登上发射平台,做了发射平台和保障船之间最后的检查,他眺望远方的大海,满满的雄心壮志:“这里,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但很快,最初的兴奋,变成了抓耳挠腮。各种挑战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是海上的高盐高湿。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支持系统总体设计师姜续说,不管是高盐度还是高湿度,对火箭这种精密装备而言,如果保护工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对设备造成致命影响。

                      站在发射平台上,姜续指向远处的起竖系统,试验队员必须每天保证它的松紧程度,一个是紧,一个是松,一旦湿度太高,盐度太大,生锈过快就会影响正常工作。

                      “晚上这里特别潮,那个浪打起来,站在上面能感觉到水哗啦哗啦的,就跟下暴雨一样。”姜续说。

                      对抗海上的恶劣环境,几乎成了这里每一个岗位都要克服的难题。毕竟,海上和陆地环境完全不同。



                      海飘

                      4天30平方米集装箱

                      在陆地发射火箭时,试验队员往往会在百余平方米的发射指挥大厅里,通过巨大的显示屏、一排排电脑,监控着火箭顺利完成任务。

                      而在海上,各个系统都被“塞”进一个个小集装箱里。29岁的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遥测系统主管设计师吕顿指着身后的集装箱说,这边是测量系统,那边是控制系统,远处的是测控系统,“看,都挤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

                      也因此,试验队员将只有30平方米大小的海上发射指挥大厅称为“迷你指挥大厅”。这个大厅由3个小型集装箱改装而成,打通了中间的金属壁板,开了4个窗口后,一个小型的指挥大厅就渐具雏形。

                      在内部略显拥挤的空间里,指挥大厅里布置了10多台电脑,火箭飞行和测试中的各项数据就被传输到这些电脑上。一块50英寸的显示屏挂在墙上,可以呈现火箭飞行中的影像,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集装箱外侧漆成白色,上面印着“中国航天”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几个蓝色大字。整个指挥大厅被放到保障船的船头,就是在这里,试验队员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海飘”。

                      在这之前,王芳和队友的出差地点,往往是戈壁大漠、深山老林,这一次却是大海。从火箭初登海上发射平台,到出征茫茫大海,再到最终发射成功、返回山东海阳港口,虽然只有短短4天时间,但试验团队却经历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困难。

                      海上空气湿度大,为了保障各项敏感设备的稳定,指挥大厅一天24个小时开足空调除湿,但室内空调工作的“嗡嗡”声,与室外船抛锚的巨响声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

                      回忆到这里,王芳噗嗤一笑:在发射前的测试过程中,保障船围着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脚下”的发射船两到三公里处,不断调整信号船头船尾的朝向,来回几十次,只为了找到信号最佳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位于保障船马达上方的指挥大厅,完全陷入了马达的轰鸣声之中,两人交流要么“接耳”,要么“靠吼”。伴随着巨大的噪声,保障船的甲板,和甲板之上的指挥大厅,还伴随着频率很高的抖动,桌上杯中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波光粼粼”。

                      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相对艰苦的指挥大厅,依然是试验队员最爱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他们最关心的数据,偶尔从同事们口中得知的“各项系统都正常”,是那些“飘”在海上的日子里,他们最渴望听到的天籁之音。

                      临危

                      一颗卫星突然爽约

                      有关这次壮举,媒体公开报道里的说法是,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事实上,按计划要发射的卫星数量却是8颗。其中1颗,在任务中途“爽约”了。

                      临近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前夕,一颗搭载卫星因自身突发故障不能发射的指令,传到了海上发射试验队。

                      “什么?原定的‘一箭八星’,要更改为‘一箭七星’了!”不少试验队员一脸诧异,这颗搭载卫星已经完成装箭程序,飞行程序也已经设定好,如今临时更改飞行数据,还来得及吗?

                      这一天是5月31日,距离海上发射任务还有6天,但距离火箭出征前往预定海域却只有不到48个小时。整个研制团队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

                      回忆起这次突发情况,青年突击队弹道设计师张艳玲说,临时的状态变化给型号队伍带来小小的波澜,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从硬件入手,打开整流罩,将卫星取下来并安装配重设备;另一个是从软件入手,取消这颗搭载卫星的分离指令。

                      第一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留卫星,但要完成一系列操作,再将火箭转运至发射船。这样一趟下来,至少需要4天时间,而此时距离原定的发射窗口,也仅剩下4天。

                      就在大家激烈讨论各种可能性方案时,张艳玲主动提出回北京修改箭上数据软件,她认为这是对于综合各类情况分析之后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时间非常紧迫,只有分秒必争才可能按时完成修改。最终,该方案得到型号两总(总指挥、总设计师)的认可。

                      得知这一决定后,张艳玲连夜从发射场赶回北京,直奔单位生成新的数据。

                      这一天凌晨5点多,在制订完成新的箭上数据后,她立即奔赴发射场进行临射前调试。经过测试,一切正常,张艳玲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而此时,她已经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

                      青春

                      征途是星辰和大海

                      6月3日,经过20多个小时的航行,试验队的船队终于抵达预定海域,发射平台也停在相应海面之上。然而此时突然狂风大作,波浪滔天。

                      “头疼,恶心。”没有了刚开始的兴奋劲儿,第一次上船工作的张飞霆和队友们,在风浪和压力的夹击下,陆续晕船。

                      次日凌晨,经过一夜摇晃,天还没亮,很多人就跑到甲板上观测海况,因为,这一天6点之前,不管海况如何,工作人员都必须要登上发射平台。

                      此时,距离火箭发射还有不到30个小时。

                      35岁的陈曦和队友一起忍着晕船症上了发射平台。作为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电气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陈曦的工作关乎这枚火箭的射前瞄准。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一旦射前瞄准精度出现偏差,将导致火箭无法精确入轨。与以往的瞄准方案有所不同,由于火箭是海上发射,必然会受到海浪起伏波动的影响,这就可能造成前一秒调整好的角度,在下一秒完全失效——“人晕船,火箭也会晕船”。

                      “这给瞄准设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要在20天内完成整个海上瞄准方案的设计和试验验证,难度可想而知。”最终,陈曦和队友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设计出了首个运载火箭海上发射动态自瞄准方案,他本人也成了我国首个海上发射瞄准方案的提出者。

                      回忆最初接到这项任务时的情景,陈曦说,所有的队友都没有彷徨和犹豫,而是争分夺秒直接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以青春的信仰探索星空,以青春的名义筑梦深蓝,在祖国辽阔的黄海海域实现了中国航天的首次海上发射——这是青春最壮美的宣言,也是青春最壮丽的事业!”陈曦说。

                      在传统的航海和船舶作业中,很少有女船员,但在这支青年突击队里,却有3位女中豪杰,她们是85后甚至是90后——总体设计部指控系统设计师王芳、总体设计部测量系统设计师吕顿和12所制导设计师胡声曼。

                      在她们看来,哪怕环境再苦再累再恶劣,她们都可以努力克服,“因为必须经过我们亲自测试的火箭才最踏实,而能够有幸在海上亲眼见证自己设计的火箭飞向太空,才是对自己工作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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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海天相接的那一刻,这群航天人换了一种方式问鼎苍穹,而他们引以为傲的航天征途,也成了真正的“星辰和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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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另有"暴风眼"?冯鑫或涉罗静案



                        各界猜测的“案由”都集中于冯此前主导暴风集团的海外收购。但上证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冯鑫此次是被上海经侦带走,案由或牵涉“罗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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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鑫“出事”,显得非常突然。7月15日,冯鑫还在其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影评,但是不久后暴风集团便公告冯鑫“出事”。而在此前公开信息中,冯鑫与罗静之间,也无任何交集。


                        冯鑫的微信朋友圈截图

                        就在此前两周,罗静案骤然爆发,因牵涉面广、案情错综复杂、资本市场影响较大,致使舆论沸沸扬扬。

                        然而,罗静的公司在江苏,冯鑫的公司在北京,这二人为何都事发在上海?背后又有怎样的隐秘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晚,东山精密在互动易最新回复称,公司对暴风集团的大额应收账款,主要是对暴风集团子公司深圳暴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暴风智能”)。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主要系暴风集团股东行为。这从侧面也佐证了冯鑫“出事”或系个人事由,并非涉及暴风集团。

                        而上证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后发现,冯鑫与罗静各自掌控的企业间确实存在一定交集与关联。未来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罗静案、冯鑫案真正的“暴风眼”将展露真容。

                        从罗静到冯鑫

                        资本市场在7月爆发的阵阵雷声,自罗静开启,由冯鑫收尾。

                        7月初,博信股份公告,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罗静在6月20日的上海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随后,牵出罗静旗下公司与京东、诺亚财富此前进行供应链融资,但是三方各执一词。

                        7月末,暴风集团公告,公司在近日获悉,实控人冯鑫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此前,暴风集团、博信股份都不曾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罗静、冯鑫“出事”显得事出突然。

                        上证报获悉,此次冯鑫是被上海经侦带走,相关案由或牵涉到“罗静案”。

                        以此为线索,从罗静到冯鑫,两者的相似之处颇多。

                        首先在两人旗下公司的业务上,博信股份从事智能硬件设备领域,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代销智能硬件设备产品;暴风集团在2018年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视频(暴风影音)以及互联网电视(暴风电视),其中暴风电视业务,为了构筑互联网视频业务的差异化竞争壁垒,暴风集团上市后开启了软硬件一体化的布局。

                        在融资合作方层面,两家公司均与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歌斐资产”)有过合作。

                        6月6日,暴风集团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相关仲裁文件,歌斐资产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裁决暴风集团向其支付转让价款、违约金、其他费用合计约4.68亿元。

                        歌斐资产系诺亚财富子公司,在7月初爆出深陷罗静案的消息。

                        7月8日晚间,诺亚财富公告,歌斐资产的信贷基金,在为承兴国际控股相关的第三方公司提供供应链融资中,涉及本金总额约34亿元,但是承兴国际控股的控股股东,在近期因涉嫌欺诈活动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过,诺亚财富并未就上述事项,给予上证报回应。

                        坠落的矛盾者

                        在大众眼中,冯鑫是个性情中人。

                        在他的微信朋友圈,有关电影的内容占据大半。冯鑫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今年7月15日,对一篇名为“新《狮子王》观影经历简直是一场灾难”的文章进行了转载,并评论“深以为然”。

                        7月30日,爆出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第二日,上证报来到暴风集团总部——位于北京首享科技大厦13层的办公区。在办公区的电梯口,有暴风集团员工正在讨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但如果是当下的冯鑫,又会如何评价哪吒喊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台词呢?

                        “原来他们(暴风)牛的时候,租了我们大厦四层楼!你看,现在只留了13层。当时他们(暴风)四个领导个个威风八面,那抽的可都是好烟。”首享科技大厦一位物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来他们公司讨债的闹事的不少,大厦也提高了对13层的安保级别。”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冯鑫又非常理性。

                        姜浩曾任暴风集团董事、首席财务官,他在此前接受上证报专访时表示:“冯鑫的理性超过了我的想象,他会对你的逻辑有非常严密的追问。对于盈利的逻辑,冯鑫是非常坚定的。”

                        2018年初,或许是防止重蹈“乐视”的覆辙,冯鑫决定壮士断腕,并做出了他称之为“创业12年来第一次重大转变”。

                        彼时,暴风集团喊出了“All for TV”的口号,将战略“放弃”视频领域,专注互联网电视市场。冯鑫曾对上证报表示,乐视的倒下是整个行业的损失,但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乐视。

                        互联网电视业务却没能拯救暴风集团。2018年,暴风集团旗下的互联网电视销量同比下降17.53%,令公司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29.76%。

                        同时,作为互联网电视业务的主要载体,深圳暴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暴风智能”)疑似人去楼空。

                        7月29日下午,上证报赶到位于深圳暴风智能办公地点,大楼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由于冯鑫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他们本地的公安机关和街道办,先后来查找询问暴风智能的工作人员,但未找到相关人士。至少在29日当日,暴风智能并无人在现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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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市的荣耀时刻至今,冯鑫与暴风集团的命运轨迹呈现一路“坠落”的景象。而伴随着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暴风集团的未来或将更为黯淡。截至7月30日收盘,暴风集团继续跌停,股价报收5.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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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安卓定名Android 10



                          据国外媒体报道,谷歌正式发布将于今年秋季发布的新一代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Android 10。这意味着谷歌打破了以往用甜点命名移动操作系统的10年历史,放弃以字母开头的命名方式。今年发布的新系统是Android 10,以此类推明年将是Andro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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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个季度的沉寂之后,Android品牌的精髓迅速发生了变化。谷歌认为,Android的传统命名方式有些古怪,需要彻底消除,或至少有所改变。谷歌称,“首先我们正在改变我们命名的方式。我们的工程团队总是为每个Android版本使用源自美味甜点的内部代码名,按字母顺序排列。这个命名传统也成为每年发布系统的一个有趣部分。但我们多年来听到的反馈是,这些名字并不总是为全球社区的所有人所理解。”

                          除采取新的命名方式之外,谷歌还对Android系统的标志进行了更新,让品牌形象焕然一新。Android全球品牌总监奥德·甘顿(Aude Gandon)表示,这个标志有一个“更现代化”的文字组合。重要的是标志中将始终包含绿色小机器人。“机器人的存在让Android与众不同。这让整个标志外观更人性化、更有趣、更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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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谷歌还将标志中Android文字颜色从绿色改为黑色。因为此前公司发现,特别是对于有视力障碍的人来说,绿色文字很难辨识,而黑色搭配绿色机器人能够提高整个标志的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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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通收购赛门铁克企业业务



                            据国外媒体报道,博通表示,它同意以107亿美元现金收购赛门铁克的企业业务,引进其防止黑客进入企业系统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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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交易预计将在博通截至明年1月的第一财季完成。不到一个月前,两家公司关于全面合并的谈判因价格分歧而破裂。周四宣布的交易将让赛门铁克重新聚焦于面向消费者的产品上,比如LifeLock身份保护品牌和诺顿杀毒软件。

                            此次收购标志着博通在软件领域的第二次豪赌,该公司还曾在去年以190亿美元的天价将CA Technologies收归门下。该公司的首席执行长陈福阳(Hock Tan)过往曾通过收购芯片行业资产来打造公司,现在他也在使用类似的策略,拓展业务范围,从难以增长的软件资产中提取价值。

                            赛门铁克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应对各种重大挑战,包括裁员以及一项内部调查。该调查导致赛门铁克重申了业绩,还促使首席执行官今年5月突然辞职。网站资料显示,这家37岁的公司为30多万家企业和5000万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

                            陈福阳在一份声明中说道,“这一交易代表了我们收购博科和CA Technologies后的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战略。博通将利用其销售渠道向企业客户推销赛门铁克的产品。”

                            博通表示,预计此次收购将带来20亿美元的可持续营收,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将达到13亿美元。该公司在声明中称,交易结束后的12个月内,协同效应将可帮助公司节省超过10亿美元的运营成本。博通首席财务长汤姆·克劳斯(Tom Krause)在电话会议上说,这笔交易不需要在中国获得批准。

                            博通维持2019财年225亿美元的营收预期。它在声明中称,其中175亿美元将来自芯片,50亿美元将来自基础设施软件。

                            芯片市场仍然受到国际贸易争端的影响,但自该公司6月份做出预测以来,商业状况并没有恶化。

                            克劳斯表示,博通将把现金流集中用于偿还债务,以确保维持它的投资评级。

                            据分析师估计,赛门铁克本财年的整体销售额增幅预计只有1%。在此之前的12个月里,该公司的营收同比下跌了2%。赛门铁克的黯淡前景与陈福阳和他的团队先前的收购标的的表现相仿。到目前为止,他在扭转这些业务的局面上颇为成功。

                            上一财年,企业业务为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山景城的公司创造了大约23亿美元的销售额。虽然赛门铁克的收入可能不会增长,但收购该公司的企业业务将带来更大的利润率——高于芯片行业通常的利润率。从历史上看,芯片行业在产品开发商需要投入更多的投资,制造成本也更高。据估计,赛门铁克今年的毛利率将达到83%。博通的毛利率预计将比该数字整整低出10个百分点。

                            赛门铁克表示,此次出售交易预计将产生82亿美元的税后收入,这笔收入将在交易完成后以每股12美元的特别股息的形式提供给股东。该公司计划裁减7%的员工。它还将关闭一些设施,相关费用将在1亿美元左右。

                            陈福阳的战略一直都是瞄准那些凭借领先技术占得可持续市场地位的公司,进行整体收购或者买下它们的“专营权”或者部分业务。然后,他会对这些业务进行投资,以保持行业领导地位,将收购回来的业务作为博通的独立部门来运营,而不是整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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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收购以及剥离或出售其他资产时所遵循的原则,造就了一家盈利能力更强的公司。博通预计,其2019财年的毛利率将比2016年的毛利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夏夏

                              中美欧竞争数字行业标准制定者

                              据国外媒体报道,只要成为数字经济新规则的制定者,就能占得先发优势。美国、欧盟和中国正在竞争成为行业标准制定者。中国是如何试图增加其在国际电信联盟、IEEE和3GPP等全球技术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的呢?美国和欧盟方面又是如何回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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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翻译内容:

                              中美两国的政府和竞争企业多年来为控制数字经济的标准和技术而进行的斗争已然大幅升级。如今,这场争端的战线已经从建立市场主导地位延伸到制定行业标准,再延伸到影响监管。

                              但美国和中国并不是这场游戏的唯二参与者。尽管自身的科技行业发展不力,但第三大贸易势力欧盟仍雄心勃勃,希望成为规则制定者。欧盟官员私下里相信,就像“布鲁塞尔效应”一样,欧盟对汽车、化学品和食品的规定已在世界各地得到采纳,因此,欧盟的监管程序也将在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就像欧盟鼓励生产电动汽车的排放标准对特斯拉的帮助大于对大众汽车的帮助一样,欧盟最终可能会在自己没有生产很多产品的情况下,为国际数据领域提供标准。

                              围绕技术和标准的竞争已变得十分激烈,中国似乎尤其有意取得像“布鲁塞尔效应”那样的影响力。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在一份有关物联网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称,“中国将技术发展视为决定性的战略资源,并认为关键技术被其他国家控制是一大战略劣势。”

                              在现代贸易中,在制定标准和规则方面的先发优势可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优势。在公司高管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多管齐下的战略,将标准推向全球。

                              一位欧盟官员表示,中国从3G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当时中国制定了自己的标准,但没有人使用,美国和欧盟因而占据创新上的优势。这位官员指出,“这一次,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

                              中国政府有意在自动驾驶汽车、共享单车、支付系统和人脸识别等领域创造出一个国内大众市场。积极的出口也促进了其技术在海外的发展。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本月向《金融时报》表示,公司正寻求在物联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利用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为企业开发芯片和软件,将工厂车间与互联网连接一起。“如果大家都支持物联网标准,他们会选择投票支持我们的标准。”他说,“华为的美国竞争对手高通在物联网领域没有展开很多的研究,而我们则已经做了大量研究。”

                              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作出了积极的行动来扩展他们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组织机构的影响力。ITU负责制定电信行业标准,ISO则给多个不同的技术领域制定标准。ITU现在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主席,几个关键委员会也有数名来自中国的代表。中国企业也参与了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行业组织,该协会为无线和集成语音/数据系统等技术制定规范。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华为正在寻求在物联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组织来推行其在国内制定的标准。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它已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下属的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制定了标准。此后,它一直试图在ISO人工智能委员会推广其在另一份白皮书中开发的模型。

                              早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国就对中国主导科技基础设施和标准感到担忧。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物联网报告呼吁美国在标准制定机构表现得更加活跃。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围绕技术标准的积极行动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力。一位驻日内瓦的行业游说人士表示,“ITU一直在积极推动自己成为整个联合国监管体系的机构。但标准机构采用的技术标准总是自发的。”他称,中国在ITU的技术组群中提出了大量的标准,但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提出保留意见,宣称它们不会遵守某一特定规范。

                              同样地,由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一个智囊团)发布的一份关于包括ISO在内的全球标准化机构的报告发现,积极的投入并不能保证成功。报告作者比约恩·法格斯滕(Bjorn Fagersten)指出,“中国对新工作项目的提议,大多数在很早就被彻底否决了。很多提案的质量都很低。”

                               

                              5G的基础技术以专利形式掌握在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手中。

                              最后,通过市场份额来确证事实很可能是更有效的控制标准的手段。要把一家已把自家技术深深嵌入某一特定领域的公司排除出去是很困难的。例如,特朗普在5G上对华为的排挤面临着一大问题:该公司在创建移动网络方面有着近乎不可或缺的地位。5G的基础技术以专利形式掌握在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手中。每个国家都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因此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平衡。华为拥有的该技术的“标准基本专利”数量最多,不过欧洲的诺基亚和韩国的三星紧随其后,高通排在第六位。

                              在特朗普发表声明后,IEEE禁止华为员工审查技术规范方面的研究论文,包括关键的802.11 WiFi标准,但在得到法律建议后,该协会改变了主意。另一家行业领先的标准机构3GPP警告称,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可能会导致5G标准分离,数字经济出现分裂。尽管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但许多欧盟国家仍允许华为的设备进入至少部分新的5G网络。

                              事实上,欧盟有一个更微妙的策略来约束中国。欧盟委员会确实对华为等公司的安全影响感到担忧。但它的应对方案涉及规范技术的使用方式,而不仅仅是针对制造技术的公司。欧盟官员表示,从长远来看,相比美国的对抗策略,欧盟更为慎重的做法将更能抑制中国任何确立全球科技主导地位的企图。

                              尽管自身的科技行业发展不足,但欧盟辩称,欧盟正成为全球数字技术的规则制定者,尤其是在个人数据使用方面(得益于其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政策制定者表示,无论中国在技术开发方面取得多大成功,其对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态度都阻碍了它的企业的发展。如果全球真的分裂成不同的技术和数据领域,GDPR可以为中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设定规则。欧盟官员表示,“GDPR意味着,全球数据经济现在就可以成为现实。”

                              例如,在巴西,尽管该国正在从中国引进面部识别技术,但那些技术的使用可能会受到一项隐私法的限制。该项隐私法去年获得通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GDPR。

                              尽管中国企业历来可以获取大量的国内个人数据来开发产品,但这种模式难以被复制到国际市场。像GDPR这样的规定限制了企业将海外收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中国。

                              主导中国市场的公司有时很难走向全球。微信在中国智能手机用户中普及率超过80%,微信支付近年来也大大促进了国内移动支付的普及。

                              但在发达经济体,微信的渗透率则要小得多。英国工业协会techUK的贾尔斯·德灵顿(Giles Derrington)表示,“如果你是利用中国数据来了解欧洲消费者的习惯,那么你就只能走这么远。”

                              在欧盟地区,给中国带来发展阻碍的往往是监管机构,而不是竞争对手。例如,摩拜单车正利用其在国内市场开发的技术,努力满足欧洲对共享单车迅速增长的需求。但鉴于该公司将数据传输回中国(需要得到用户的明确同意),人们已经对可能违反GDPR的行为感到担忧。去年12月,德国数据监管机构宣布对摩拜单车的数据传输行为展开调查。该公司表示,它完全遵守GDPR。

                              除了GDPR以外,欧盟还在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确立了领先地位。德灵顿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将其出口到全球将会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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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科技领域的重大势力在标准制定上出现分歧,将会有一场围绕将自己偏好的模式推广到其它国家的争夺战,尤其是亚洲的大型新兴市场。在任何一个国家,主导地位的争夺战,都可能涉及中美竞争技术以及效仿欧盟的数据保护体系之间的三方竞争。由于特朗普试图将中国赶出美国数字行业,当前围绕技术标准和隐私的斗争已具有重大的全球影响力。

                                夏夏

                                苹果回应屏蔽第三方电池的做法



                                据外媒报道,针对苹果试图引导消费者购买更昂贵电池替代产品的批评,该公司今天作出回应,称在iOS系统中添加“重要电池信息”是为了保证用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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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人发现,当未获得苹果授权的第三方维修店更换iPhone电池后,该设备的“电池健康菜单”会弹出警告,提示用户“无法验证这款电池是否是正版iPhone电池”。即使使用的是真正的苹果电池,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上述警告来自只有授权技术人员才能正确识别的微控制器。如果iOS没有检测到正确的微控制器,它会隐藏电池健康状况数据并显示警告。

                                对此,苹果发言人作出回应称:“我们非常重视用户的安全,希望确保任何更换电池的操作都是正确的。现在美国有1800多家苹果授权服务提供商,因此我们的用户可以更方便地获得高质量的维修服务。”

                                苹果还在声明中称:“去年,我们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如果我们无法验证经过苹果认证的技术人员是否按照修复流程安装了新的正品电池,就会通知用户。这些信息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用户免受损坏、质量差或二手电池的困扰,因为它们可能存在安全或性能问题。本通知不影响用户在未经授权的维修后使用手机的能力。”

                                但苹果决定在无法验证电池的情况下完全隐藏有用的电池健康数据,这让有些人感到不安。理论上,iPhone可以显示类似的警告信息,同时继续向用户显示电池何时老化、何时需要更换等信息。现在,使用“未经授权”更换电池的人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相反,iOS设置中的电池部分会在电池健康状态旁边永久显示“服务”,直到完成经过授权的正品电池更换。

                                然而,苹果对此辩称,如果没有微控制器,它就不能确保电池向系统报告的任何信息都是准确的。毕竟,当你不能保证锂离子电池的来源时,可能带来许多风险,而苹果在这方面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该公司表示,其电池的设计、测试和制造都严格符合苹果的标准,包括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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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苹果零售店,全美所有百思买门店现在都可以处理iPhone电池维修事宜。但是,如果你想省钱,或者发现自己只能在附近电子产品商店更换电池,就可能会遇到上述警告。苹果表示,任何更换iPhone电池的用户都应该回到苹果公司进行验证,届时电池健康功能将恢复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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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ship原型八月底首次试飞



                                  据外媒报道,美国太空公司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日前表示,该公司的一艘或两艘轨道级星际飞船(Starship)原型可能在8月底“准备好首次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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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X已经定于8月24日在德克萨斯州的博卡奇卡举行2019年发布会,每年这个时候,马斯克都会让公众看到SpaceX在设计下一代火星火箭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2019年发布会却显得与以往截然不同。首先,SpaceX正在制造和测试全尺寸的猛禽发动机,并在7月25日完成了该发动机的首次技术测试,这是SpaceX星际飞船测试版原型Starhopper的“无缆绳悬空”测试的一部分。事实上,Starhopper的第二次飞行,即在距离地面200米低空飞行,预计最早将于8月12日进行。

                                  其次,SpaceX的2019年更新与往年第二个最大差异在于,该公司正在博卡奇卡和佛罗里达州可可市同时建造两个轨道级星际飞船的原型。SpaceX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有效地证明,在不那么宜人的气候下(比如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露天建造火箭级硬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生产Starhopper。他们设计、建造、堆放和焊接了数十米长的不锈钢。

                                  目前,SpaceX在建的两艘星际飞船原型机被分成四个独立部分(两个桶形部分和两个尖鼻部分),如果把它们组装起来,两个原型机的高度大约为45-50米。与2018年9月公布的官方规格相比,它们只比真正的星际飞船矮了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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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SpaceX正以一种高度可见的方式,竭尽全力制造和测试多架飞行器和多台全尺寸猛禽发动机,让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其正在取得的进展。马斯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他和SpaceX的其他高管都暗示,星际飞船最早可能在今年或2020年初进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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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比亚迪"摘挑"华为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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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创力内部人士曾对媒体表示,部分设备扣留是因为华为拖欠其一个多亿应付账款没有付。但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为供应商对记者表示:“华为账期在客户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以此为理由扣押客户设备,绝对是借口。”]

                                    2018年,伟创力从华为获得了约25亿美元的营收,在被华为“踢出”供应链后,伟创力位于长沙望城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已停产。

                                    在华为向伟创力发出律师函要求其赔偿“数亿元人民币”后,第一财经记者8月12日从供应链获悉,目前包括手机、笔记本在内的订单正由伟创力快速流向其他厂商。

                                    伟创力是美国第一家在海外设厂的EMS(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制造商,目前也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在为华为提供的合同服务中,包括代工智能手机与5G基站等产品。2018年,伟创力从华为获得了约25亿美元的营收,在被华为“踢出”供应链后,伟创力位于长沙望城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已停产。

                                    “有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项目转给我们了,手机项目也在讨论,但是我们目前产能不足接不了太多。”闻泰科技一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新增印度、印尼和无锡工厂,正在逐步扩大产能。据记者了解,龙旗科技和光弘科技也承接了部分华为手机代工业务。

                                    而在机构发布的报告中,富士康和比亚迪则是华为订单的最大受益者。国信证券(香港)表示,作为华为P和Mate系列的主力供货商,预计比亚迪电子2019年来自于华为的收入将有50%到60%的增长,根据比亚迪电子2018年年报,华为订单占据其总收入的30%以上。富士康方面则对记者表示“不针对单一客户及产品发布评论”,但有内部人士表示,来自于华为五六月份的订单量猛增。

                                    在华为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华为消费者业务负责人余承东对记者表示,虽然受到外围影响,但今年的智能手机整体销量预计依然在2.4亿部左右。

                                    25亿美元订单分流

                                    “对近期的贸易状况极大地影响到了我们与重要客户华为的关系,对此我们深感遗憾。尽管华为对我们的服务需求已经迅速降低,我们仍然希望并期待双方今后能继续建设性的合作。”8月8日,伟创力中国在官方微博中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对“扣押华为物资”一事做出回应。

                                    而在伟创力做出回应前的几天,华为已向这家公司发去律师函,要求其赔偿“数亿元人民币”,涉及收入误工、材料浪费、设备更换等方面的损失。该律师函中写道,华盛顿方面今年5月颁布华为禁售令后,伟创力的中国子公司“无视中国法律”,拒绝归还华为在其珠海工厂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价值约四亿元人民币。

                                    伟创力内部人士曾对媒体表示,部分设备扣留是因为华为拖欠其一个多亿应付账款没有付。但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为供应商对记者表示:“华为账期在客户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以此为理由扣押客户设备,绝对是借口。”

                                    “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中国工厂没收了我们的货物,这是对美国禁令的过度解读。”华为国际媒体事务部部长郭福林说。

                                    目前,华为已将伟创力从供应链体系中剔除,而最新一季的财报显示,伟创力该季度实现营收约62亿美元,同比下降3%;净利润约4500万美元,与去年同期1.16亿美元相比大幅减少61.2%。记者了解到,去年,伟创力从华为获得了约25亿美元的营收,目前这一部分订单已经开始向其他代工厂流动。

                                    7月26日,受华为加大订单量,富士康获转单扩增产线消息影响,富智康(02038.HK)股价大涨。有媒体报道,富士康深圳龙华、观澜园区第二季整体产值年增达12%。上半年富士康旗下针对该客户镜头及模组相关产值年增94%,5至6月针对该客户整机及机构件产量年增逾15%。

                                    对于上述消息,富士康对记者表示,无法对单一客户做出评论,但可以看到富士康在手机业务上与华为合作紧密。

                                    以印度为例,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对记者表示,目前华为在印度的手机代工业务主要由伟创力和富士康承接,伟创力进入黑名单后,订单将向富士康、光弘等组装工厂方面转移。“光弘科技和华为的合作除了在手机、平板等终端消费产品上,还有华为通信设备领域的EMS代工。”杨述成对记者说。

                                    而比亚迪电子或将承接华为在湖南的手机代工业务。工商资料显示,6月11日,长沙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其主要业务是智能设备制造、智能消费类设备制造等。

                                    自建工厂VS代工工厂

                                    除了手机代工业务订单的调整,华为在手机自建工厂上的步伐也在加快。

                                    根据巴西当地媒体的报道,华为计划未来3年内在巴西圣保罗投资8亿美元兴建一座手机工厂,并且有意在新厂制造5G智能手机,面向南美市场。今年5月,华为在巴西当地推出P30系列手机,并聘请巴西员工管理业务。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保利诺此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巴西没有理由拒绝华为。他说,目前巴西几乎所有的电信公司都在着手升级网络技术,尤其在巴西众多大城市中,5G技术将成为改善城市管理、为市民提供更多生活便利和安全的重要工具。

                                    此外,吸引华为在当地设厂的另一个原因是巴西的智能手机市场仍然在快速增长。

                                    据记者了解,位于南美洲的巴西是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市场,来自IDC的分析,2019年巴西智能手机的销售额将增长18%,达245亿美元,智能手机业务会成为巴西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主要增长领域。

                                    Counterpoint大中华研究总监闫占孟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巴西所属的南美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市场空间比较大,同时具有非常高的市场需求,每年大概有四五千万的销售空间。“这个市场足够大意味着蛋糕足够吃,巴西也是目前少数大市场中仍然在持续增长的国家。”闫占孟对记者说。

                                    他表示,目前在巴西销量最高的手机是三星,但是华为排到了第二。而由于巴西对进口手机征收重税,不少智能手机生产商选择在巴西设厂,随着华为手机销量在巴西的增长,设立工厂也是在意料之内。“当地设厂对解决物流、IT系统和安全等都有帮助,而且巴西是一个开放市场,更适合大品牌开拓渠道。”

                                    目前,三星、LG等均在巴西设厂生产手机。

                                    对于将伟创力踢出供应链名单后,华为是否会加快自建工厂的步伐,闫占孟表示“有可能”,但当前从华为全球手机供应链体系来看,选择代工厂合作依然是主流方式。“这次巴西设厂主要还是税收的考虑。”华为一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而在此前开发者大会上,余承东对记者表示:“(伟创力的事情对华为)肯定会有影响,合作伙伴不应该这样做,这种做法对他们自己也有伤害。”但在余承东看来,目前华为更重要的任务是把Windows生态和安卓生态的漏洞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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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是为了赚点小钱,现在是为了要战胜美国,我们一定要有宏大心胸,容纳天下人才,一起来进行战斗。”华为创始人任正非7月31日在CBG部门移交“千疮百孔的烂伊尔2飞机”战旗交接仪式上表示,生态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好“长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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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型类脑计算芯片首登《自然》封面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清华大学施路平团队近日发布研究成果——类脑计算芯片“天机芯”。该芯片是世界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芯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可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支持人工神经网路的人工智能芯片。目前,该成果已在《自然》杂志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实现了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自然》论文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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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当前,人工智能芯片代表性工作可概括为两个主流方向:深度学习加速器 (支持人工神经网络) 和类脑芯片(主要支持脉冲神经网络)。由于算法和模型的差别,当前人工智能芯片均只支持人工神经网络或者脉冲神经网络,难以发挥计算机和神经科学两个领域的交叉优势。天机芯片则通过资源复用,只需百分之三的额外面积开销即可同时运行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导向的绝大多数神经网络模型,支持异构网络的混合建模,形成时空域协调调度系统,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既能降低能耗,提高速度,又能保持高准确度。

                                      2015年,施路平团队设计出第一代“天机芯”,经不断改进设计,2017年第二代“天机芯”问世。相比于当前世界先进的IBM的TrueNorth芯片,2017年流片成功的第二代“天机芯”密度提升20%,速度提高至少10倍,带宽提高至少100倍,灵活性和扩展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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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路平介绍,早在2012年,清华大学就瞄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通过人才引进布局类脑计算。2014年清华大学依托精仪系成立了联合了七个院系的类脑计算研究中心,施路平为类脑计算研究中心主任。基于自主研发的天机芯片,类脑计算中心还研制出第一代类脑计算软件工具链,可支持从机器学习编程平台到“天机芯”的自动映射和编译,开发出第一代类脑计算系统,并利用类脑自动行驶自行车建立一个异构可扩展人工通用智能开发演示平台,利用一块天机芯片展示了自行车的自平衡、动态感知、目标探测、跟踪、自动避障、过障、语音理解、自主决策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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